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政权建立的思考

2001年，我从教育部门转岗文化部门任职，办公地点就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当时我又分管文物，我就在思考，中央红军在瑞金建立的革命政权都称苏维埃，怎么到了遵义就称革命委员会了呢？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造反派夺权之后建立的政权组织也称革命委员会，这是否也与此有渊源关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是一个过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扎西会议构成一个会议体系。毛泽东最后被确立为领导核心，就是在会议体系的过程中被逐步提升地位而推举出来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的黎平会议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和发展川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兵临时政府。

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政权建立的思考
红军进入遵义后，1月12日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成立工农兵临时政府，定名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由罗梓铭任主席，下设组织、肃反、教育、财政、文化、妇女等委员会。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其管辖范围内，积极推行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和劳动法；发动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收地主田土、房屋，把地主的浮财分给群众，对守法地主绅士，予以保护，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由县革命委员会发给证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期间，组织有600余人参加政治部保卫游击队和200多人参加革命先锋队群众武装。根据群众要求，镇压了破坏苏维埃政府财政政策的投机奸商黄老四等，将混入红军之友社从事盗窃红军机密的反革命分子蒋以文逮捕法办。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印刷文告，鼓励青年参加红军。红军离开遵义北上抗日，革命委员会部分人员仍留遵义、湄潭一带，组织、领导游击队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这是当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对守法的地主出具的一张证明，可以佐证该政权机构行使权力的执行力：

兹有地主兼自由职业者（教书）余伯容自愿向本会捐了革命经费壹佰元，他的家产除乡间田屋外，城内一切财产，应切实予以保护，若无发现反革命事实，任何革命机关，不得逮捕与没收，特给此证为凭。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各区乡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基层政权职能，名称不尽相同，领导成员多少不一。其中有：尚稽区临时苏维埃、南四区（懒板凳）革命委员会、团溪扩大革命委员会、鸭溪区临时苏维埃政府、青坑革命委员会、刀靶水临时苏维埃区政府、刀靶水土地革命委员会、鸭溪土地革命委员会、回山乡革命委员会、八里年关斗争委员会、龙坑土地革命委员会、螺狮堰斗争委员会、扬方塘土地委员会、池坪土地革命委员会、花苗田南荆坝革命委员会、花苗田苟坝抗捐委员会、高坪区抗捐委员会。除外，还有茶山关、中心场、泸江水、永安乡革命委员会。

红军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革命政权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它是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1935年10月中央苏维埃政府转移至陕北，首都由瑞金西延。12月瓦窑堡会议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制实已终结。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正式编入国民政府旗下，之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也都是国民政府旗下的一支抗日部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是按苏联的模式也受到苏联的直接控制与指挥。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到：“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中国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近似于苏联苏维埃政权。列宁、斯大林认为苏维埃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有区别的。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帮助人民群众建立起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也是黔北高原上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它为什么不延续苏维埃的名称，而改称革命委员会值得探究。我想它的背景应该是在遵义会议体系过程中逐步反思，从而摒弃苏联模式，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的结果。此前，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在贵州境内已有使用。1934年7月21日至22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组织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沿、印、德三县代表及红军代表共135人，会议正式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由80多名委员组成，选举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陈正国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六项重要决议，即《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民工人保护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优待红军及家属条例》、《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此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使用也得到了延续。1936年1月，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根据中央指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进入贵州，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2月3日渡过鸭池河天险进占黔西，2月6日进占大定，2月7日在任弼时同志的主持下，在大定福音堂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任弼时和代主席陈希云发表讲话，阐述了革命委员会的宗旨、职责、任务。为有利打击敌人，2月17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到毕节市百花山福音堂办公。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32个组织宣告夺取了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史称“一月风暴”夺权运动。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毛泽东认为上海公社的名称不好，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这半句“革命委员会好”成为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和管理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之为“东北的新曙光”；此后贵州紧随其后，被称为“西南的春雷”；再后，经过20个月，至1968年9月，实现全国（除台湾省外）山河一片红。

革命委员会的名称直到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决定的决议》，决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名称，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最终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同志一手支持建立的，文革中诞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定名的，这其中是否有特别渊源，有待长征学专家作深入研究。早有专家涉入此研究，但是为数不多。从网上搜索的情况看，有《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06期刊载的顾大全的《遵义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活动》；《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01期刊载的侯知仁的《遵义会议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我个人认为“革命委员会”是一个在特定年代、特殊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我们遵义市特别是红花岗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完全可以成为红色研究课题。我在为红花岗区文体旅游局代拟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方案中，已把其列入，但是感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特别关注。现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正在维修改造，更应该注重文物、资料搜集，丰富开馆陈列展览的内容。如果陈列展览和课题研究结合起来，意义更大。

作者简介：

彭一三，1955年生，1971年参加工作，先后任过银行职员、中学语文教员、教育、文化行政部门公务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原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遵义市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顾问，遵义师范学院、遵义电大、贵州新华电脑学院客座教授，首届全国书香之家，散文、评论作品多篇在全国、省市获奖，著有散文、评论集《生活的圈子》（四川人民出版社），主编纪实文集《红花盛开的地方》（贵州人民出版社），参与主编纪实文集《我的高考我的大学》（西南交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