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民生话题：“10天3名村干部被灭满门的深刻教训，基层工作应该加强法治化宣传和矛盾化解”！

法治民生话题：“10天3名村干部被灭满门的深刻教训，基层工作应该加强法治化宣传和矛盾化解”！

最近发生的几个村干部灭门惨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天3起村庄灭门惨案，农村的情况复杂，矛盾的法制化调解应该引发深刻反思，血的教训，化解矛盾成为基本工作中的人性化重点。

案例回顾：

从这三个悲剧来看，其实这些案子恰恰是那些年老的村干部导致。

5月1日发生在山西定襄，凶手今年38岁，因为村长针对他而引发的灭门惨案。

5月10日发生在山东济南，村干部今年63岁，因为村干部的儿子与凶手孩子有纠纷导致。

5月11日发生在辽宁东巷，貌似是村干部偏袒导致的土地纠纷，造成7人当场死亡的结果。

再往前数，3月27日，福建莆田市有村干部一家被杀。1月23日，云南宣威也有祖孙三代被杀。1月19日，浙江省平阳县某村长一家六口被害。

基层治理出了什么问题？

仅10天时间，就发生3起村干部遭灭门案，基层治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这和一些地方的基层治理思路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基层治理按照“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经验，在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一旦村干部自身成为矛盾的当事人，村民投诉、举报村干部后，再逐级转回村里调解，这种就地化解的方式难免陷入误区。

很多基层纠纷，其实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考虑到各种因素和社会综合成本，大多选择了就地化解的方式。

这种方式有利有弊，一方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也存在和稀泥的问题，脱离了法治化轨道。

一旦村干部处理不公正，或涉及到村干部的自身利益，就有可能激化矛盾。

村民作为弱势群体，如果利益受到侵犯，尊严受到践踏，人格受到侮辱，不满情绪积累，很容易选择同归于尽，演变为灭门案。

社会评论：

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绝对权力”，才是纠治村官违纪违法的治本之策。法律意义上，村干部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代理者，确实还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过，村官们在“捞两个”时，还真别不把自己当干部，以为党纪国法管不着。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救灾抢险、扶贫移民、土地征用补偿等7种情形下利用职务不当牟利，即可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更何况，国法之外，还有要求更为严格的党规党纪。

村官是党和政府在基层不折不扣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是否依规依纪依法办事，关涉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基层的有序运行。现实中，大部分村官都能尽心尽责，构筑了良好的执政根基。然而，也有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从大吃大喝、奢靡浪费，到蚕食扶贫资金、粮食补贴，再到鲸吞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金，群众身边有了腐败蚊蝇嘤嘤嗡嗡，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言不啻为一次塌方。

小村官何以滋生大腐败？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老百姓囿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对村官腐败痛在心中而无可奈何。一些基层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的考虑，对村干部贪腐问题往往“民不举，官不问；民不闹，官不究”。村官权力并不大，但相较于监督力量的薄弱，其相对权力不可谓不大，甚至达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地步。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村官难免视法律如同儿戏，不拿自己当干部反拿自己当土皇帝。有人戏称某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几乎已经变成了“村官自治”，足以说明此中问题。

就此而言，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绝对权力，才是纠治村官违纪违法的治本之策。一方面，已有的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村务公开等制度必须激活，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村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让纪检力量下沉到乡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对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提出了具体改革要求，为破解村级反腐难题指明了方向。将这些要求落到实处，把村级权力牢牢束缚在制度笼子里，一定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干部的法治观、权力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农村不应是反腐败的死角，治理村官腐败，理应上升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高度。早日啃下这个硬骨头，才能为乡土中国迈向现代化奠定更坚实基础。基层矛盾的化解才能真实促进和谐与发展的进程，法治的警钟长鸣，也是社会的希望……（备注声明：信息图片来源于网络，信息只作为法治普法公益宣传，不持其它任何观点）